在现实生活中，晕轮效应也往往容易折射出人们一种以偏概全的主观心理臆测。比如不久前，一篇“中国式相亲表”的文章刷爆朋友圈，文中说到，北京的一些大爷大妈们经常聚集在中山公园、玉渊潭公园、陶然亭公园等各大公园角落里，他们不为广场舞，只为操办儿女终身大事忙碌不停。照理说，相亲能有父母亲自把关，应该是最靠谱的了，但这里却是另一番场景，味道迥然不同。“连房都没有，也敢来相亲”、“我们不找外地的”、“京籍有房未婚经济条件好是标配”等声音在老人们口中被反复提及。可以说，相亲在这里犹如批发交易，与爱情无关，与结婚无关，有的全是炫耀资本，户口、房子、车子、社会地位等，以此一门心思寻找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机会。
无独有偶，这些天“求贤村这样求贤”也在网上流传刷屏。北京大兴区求贤村村委会发出通知称，自2017年8月1日起，将对外来居住人口，以及大棚、饭店、小吃店等外来经营者，一律实行单月收费制——大棚每人每月交2000元；门脸、饭店每年交5000元，每人交1000元；外来居住人口每人每月交2000元。这些收费包括卫生服务费、水费、治安费、电力设施费。通知称，凡不按此规定执行者，执行人员有权停止一切服务项目，并将当事人限期搬出本村。该村主任说，“流动人口导致环境脏、乱、差，经常发生打架斗殴事件，村民们对此意见很大，已经向我反映过很多次了。因此我们才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形成这个决定。”
从公园相亲角中的户籍房产鄙视链，到对外来人口按需收费举措，无不让身在其中的人感到大惑不解，甚至迷茫无助。把并无内在联系的一些“硬件”生拉硬拽联系在一起，断言有这种特征必然会有另一种特征，这是一种受主观偏见支配的绝对化倾向。这是个大问题。
户籍分割导致境遇不同
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式实施。自此，中国形成了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体制，这个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壁垒，将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随之而来的是附着在其上的权利和保障差别，这两种社会身份在地位上的差距，有时从现实中的悲剧就可以看出端倪：依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即使是在同一起交通事故中受到同样的伤害，但因为受害人的户籍身份不同，农村居民所得到的赔偿金额往往与城镇居民相差几倍，可谓“同命不同价”。
所以，城乡差距越大，越是中心越有优越感，中心城市对乡下人的排斥感就越强。比如毕业招聘，即使在“兼容并包”的北大清华毕业生就业洽谈会上，不少企业也会贴出“解决户口”的金字招牌。长此以往，自然会滋生利益空间，乘虚而入捞一把的大有人在。“你想买户口吗？现在有指标了，如果需要，给我学历资料，23.5万元全部搞定。”这些中介公司很多都有丰富的人脉关系，他们往往利用这些关系倒卖北京户口，从中牟取暴利。
北京本地户口值钱吗？一位网友曾算过一笔账：假如一套地处大兴区的76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市价180万元，有北京户口者，具备申请经适房的资格，这套房拎包入住的总价款是42万元，这比没有北京户口的至少少花140万元。此外，就各项社会保障而言，北京户口有80余项福利，可以说一个普通的北京户口轻而易举的就能绑定了超过百万元的利益。
早在2008年，“具有本市户口”已经被列为北京市限价商品房供应对象需具备的首要条件；2010年底和2011年初，北京市政府相继颁布针对汽车和住房的“限购令”，非京籍居民只有“持本市暂住证且连续五年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和个人所得税”才可以参与购车摇号和购买住房。
户籍有无，从生到死，差异巨大。在北京，没有户口，孩子就学可能一直要交高昂借读费；没有户口，买车、买房的首付成数可能更高；没有户口，去世以后家属可能没有丧葬费可拿等等。仔细想来一个“北漂”，没有北京户口真的是一件让人特别抓狂的事情。
在上海也一样，上海本帮人觉得外地人老土，他们很注重外在形象，靠表面来主观评价。上海本帮人很实际，压根儿看不起比自己层次低的人。他们内心总是会说，“阿拉尚嗨因（我上海人）”就比你们外地人时尚，比你们外地人有头脑。以至于在浦东世纪公园的相亲角中，一些来自安徽、南京的父母看着上海户籍的资料便情不自禁：“我们要做上海人，我们要找上海老公，我们要把那边房子卖了来上海，要在上海生第三代、第四代，要在上海生活下去！”
本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基于身份的城市和社会治理是不合理的治理机制。按户籍分配资源，将城乡差异牢牢固化，会天然的将外地人和本地人隔离在各自的地域内。如想攀墙而过，除了自身努力，还得看天意如何。由此可见，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不是心理情绪层面，更多是一种制度性的因素，排外与纳外的姿态都是以利益为核心的。
其实，本地人外地人，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有不同的标签，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英国，南方人和北方人之间也有对彼此的既定印象。通常像爱丁堡、纽卡斯尔这些北方人认为斯旺西、普利茅斯这些南方人更“时尚”、“经济条件好”，而南方人会认为北方人更“热情”，更容易聊天。北方人会更容易在地铁、公交车上跟陌生人交谈，而南方人一般会更保守。不过，与中国相比显然小巫见大巫，中国公园相亲鄙视链、一个自然村子对外地人收费，这样公开夹杂着财富歧视，地域歧视，甚至封建迷信的东西，的确让进入互联共享时代的人们尴尬不已。
公正平等消弭误解隔阂
古希腊实行的是等级制的分配制度，在这一制度条件下，亚里士多德主张一种“分配的公正”，他反对社会中存在过分的英俊、过分的显贵及过分的财富，反对贫穷、过分的孱弱和绝对卑贱。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也对实现社会公正和正义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他们往往把人们对公平的诉求归结为天赋人权或人的本性。而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外地人本地人的身份界别，从根本上说是资源分布不均衡，缺乏公正平等的生活环境。资源配置方式从有效性或效率来看，依次是市场机制、社会机制和政府机制，每种机制都有优缺点和适用条件，配置资源一般应该采取比较优势。从目前我国资源配置方式来看，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机制上，市场机制作用有限、社会机制作用微弱，北上广等地之所以房价如此高还能吸引大量“外地人”，就是它们集中了中国最优质的政治资源，中国最优质的商业资源，中国最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中国最优质的人力智力资源，中国最优质的社保保障资源。
诚然，由于外来人口的增加，社会流动带来的新行为方式与文化理念，短期内造成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但对于因为历史、政策的原因，享有很多无形与有形身份福利的人群来说，不必有什么尖锐的利益冲突，单纯将社会流动带来的益处种种算总账的方式，并不能解决本地人个体的心理问题，至少更多的经验与理解，互相容纳，多一点相爱容忍，剔除彼此隔阂。
我们理解，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层矛盾，并非是信手拈来，一蹴而就，它既需要按市场化取向深化改革，也需要政府不懈的努力。有大量的制度安排，也有大量的政策导向，需要逐步的建立健全和完善。我们更理解，解决这种体制机制问题，从有利于挖掘、发挥出每个人的潜能的要求来看，机会公平意味着要满足人的不同层次需要和不同人的不同层次需要，是一种立体状网络式的公平。
1500多年前，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文学》有这样一段记载：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不言而喻，同是一家人，更是一家亲，外地人也好本地人也罢，都是一家人，既然一家人，那么遇到任何争论，不悦的事情就应该有商有量，而非针对谁歧视看不起。事实上，我们每个人也都不希望兄弟手足，相煎太急这样的事情，在今天还要继续演绎下去。